多能互补全球生态协同共建

——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研究报告

泷澹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泷澹工业研究院、泷澹新能源产业网研究部

2026年10月

目  录

摘要

引言：从“多元协同·多能互补”看能源转型的时代命题

一、大会概览与主题解读

二、全球能源格局重塑：规模、结构与趋势

三、风光储氢一体化：多能互补的工程化路径

四、传统能源清洁转型与新能源新材料耦合发展

五、跨国家、跨产业链的全球协同新生态

六、中国实践样本：鄂尔多斯“零碳绿谷”的转型逻辑

七、多能互补面临的瓶颈与挑战

八、对策与建议

九、结语与展望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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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以“多元协同·多能互补——共创全球能源新生态”为主题，于2026年10月12日至14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大会明确提出了全球能源产业推进风光储氢一体化、传统能源清洁转型与新能源新材料耦合发展的总体方向，主张构建跨国家、跨产业链的多元协同新生态，以破解单一能源品种的发展瓶颈。

本报告围绕大会主题，从全球能源格局、风光储氢一体化工程路径、传统能源清洁转型、新能源新材料耦合、全球协同机制与中国实践等维度，系统梳理多能互补的战略逻辑与落地方式。报告指出：全球可再生能源正处于规模化跃迁期，截至2025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已超过53亿千瓦，风电、光伏合计占当年净新增装机的96.8%，但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带来的波动性、间歇性与系统灵活性不足，使“单一品种单打独斗”的模式难以为继；风光储氢一体化、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耦合、跨国家与跨产业链协同，已成为破解上述瓶颈的共识性方案。

报告认为，多能互补不仅是技术工程问题，更是制度与治理问题。其关键在于三类协同的有机统一：一是能源品种间的时空互补，以储能与氢能等长时载体弥合风光出力与负荷需求的时间错配；二是产业间的耦合共生，以新材料突破为新能源装备性能边界拓出空间；三是国家与区域间的互联互通，以跨境电网、绿电贸易与标准共建实现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鄂尔多斯从“煤都”到“零碳绿谷”的转型，为资源型地区的多能互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报告同时指出，电网灵活性、材料与核心技术、市场机制、地缘不确定性等仍是制约多能互补深化推进的关键变量，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

引言：从“多元协同·多能互补”看能源转型的时代命题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球能源体系正处于由化石能源主导向清洁低碳能源主导过渡的深水区。一方面，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不断凝聚，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将能源转型从“可选项”推向前所未有的“必选项”；另一方面，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与地缘博弈相互交织，使转型路径不能再简单依赖单一能源品种或单一国家的单点突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把“多元协同·多能互补——共创全球能源新生态”确立为主题，并将“推进风光储氢一体化、传统能源清洁转型与新能源新材料耦合发展、构建跨国家跨产业链的多元协同新生态”作为全球产业协同共建的核心命题。

“多能互补”并非新概念，但在当前语境下被赋予了更系统的内涵。它不再局限于某一种能源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要求从能源系统的整体出发，统筹电源、电网、负荷与储能各环节，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实现不同能源品种的优化组合；它也不再是一国之内的工程安排，而是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打通能源、材料、装备与市场之间的产业链边界，形成跨国协同的新生态。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能源转型的认识论从“替代”走向“融合”、从“单点”走向“系统”、从“国别”走向“全球”。

本报告以大会公开信息及权威统计资料为基础，从宏观格局、产业路径、实践样本与制度设计四个层面展开研究，力求在客观把握数据与事实的前提下，对多能互补全球生态协同共建的逻辑、进展、瓶颈与方向作出理性研判，为行业决策与产业布局提供参考。

一、大会概览与主题解读

（一）大会概况

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由相关国家部委、内蒙古自治区与鄂尔多斯市共同推动，采用“1+1+N”架构，即一场开幕式及全体会议、一场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博览会、多场平行会议与重磅发布活动。大会汇聚国内外院士专家与行业龙头企业代表，300余家企业和8000余名嘉宾参展参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重点邀请20家跨国企业、30至50家央国企、150至300家产业链头部企业，围绕风、光、氢、储、车五大产业链及煤基新材料，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工艺、新成果、新业态。

从会议组织看，本届大会呈现三个鲜明特点：其一，政策衔接更紧密。大会恰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于2026年6月正式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相关部委领导受邀深度解读“十五五”新能源新材料政策导向，并结合鄂尔多斯零碳产业、氢能、储能等专项政策，为参会企业提供清晰指引。其二，嘉宾阵容更精准。大会重点邀请“十五五”规划落地相关的央企、跨国企业高管以及契合产业链需求的创新型企业精英，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项目官员、外籍院士亦受邀参与，强化国际对接。其三，产业覆盖更全面。大会新增智能电网、碳捕集与利用等“十五五”重点领域专题，深耕煤基新材料、氢能等优势产业，形成从政策解读、技术交流到项目对接、资本合作的完整闭环。

大会同步发布了《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鄂尔多斯共识》，凝练研讨形成的战略判断、关键建议与行动倡议；并集中发布了硅碳负极、新型电解催化、长时储能等五项重大创新成果，推动前沿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二）主题内涵：“多元协同·多能互补”的三重指向

大会主题可从三个层面加以解读。第一层是“能源品种间的多元协同”。风光储氢等新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不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对立关系，而是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形成“存量优化与增量崛起”的辩证统一。第二层是“产业链上下游的耦合协同”。能源与材料高度相互依存，新能源装备的性能上限最终取决于材料的边界，能源产业的升级必须与新材料研发同步推进，打通学科、产学研与上下游之间的壁垒。第三层是“国家与区域间的开放协同”。能源资源天然分布不均，单靠一国难以实现最优配置，唯有通过跨国的电网互联、绿电贸易、标准共建与资金技术合作，才能构建起覆盖全球的能源新生态。

（三）为何在此时此地

大会选址鄂尔多斯并非偶然。鄂尔多斯是中国煤炭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坐拥2600多亿吨煤炭储量、约占全国五分之一，长期承担国家电煤保供任务；同时，其依托“风光氢储车”全产业链基础、煤基新材料产业优势及零碳城市建设试点政策，成为落实“十五五”规划、探索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承载地。鄂尔多斯从“煤都”向“零碳绿谷”的跨越，恰好构成“多元协同、多能互补”主题最完整的现实注脚，也为同类资源型地区的转型提供了观察窗口。

二、全球能源格局重塑：规模、结构与趋势

（一）可再生能源的规模跃迁

全球可再生能源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规模化扩张期。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2026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数据统计》显示，202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接近700吉瓦，其中太阳能新增511吉瓦、约占新增总装机量的75%，同比增长27.2%；风能新增159吉瓦，同比增长14.0%；太阳能与风能合计占当年可再生能源净新增装机容量的96.8%，反映出两者成本降幅最大、已成为增长双引擎。

从存量看，截至2025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已超过53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的比重接近一半。其中太阳能装机约23.92亿千瓦、风电装机约12.91亿千瓦、水电（含抽水蓄能）装机约14.56亿千瓦。中国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2025年风电累计装机约6.4亿千瓦、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约12亿千瓦，均居全球首位，风电与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已超过全国电力总装机的50%、成为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已实现达峰。

值得注意的是规模扩张背后的结构性含义。当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变为“装机主体”和“电量主体”，其固有的间歇性、随机性与波动性也随之放大。能源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不再取决于单一能源品种自身的可靠性，而越来越取决于整个系统对不同能源的协同调度能力。这正是“多能互补”命题在全球层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原因。

（二）电气化进程与终端用能革命

电气化被普遍视为全球能源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起“35×35”全球电气化倡议，推动2035年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升至35%，并认为中国有望提前实现这一目标。电气化的推进使电力成为连接一次能源与终端用能的枢纽，也使得电力系统的灵活性、稳定性要求空前提高——电动汽车、电制热、电解制氢等新型负荷的加入，既创造了新增消纳空间，也对电网提出了更高的调节能力要求。

在这一进程中，“多能互补”从单纯的电源结构优化，扩展为“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四位一体的系统重构。新型电力系统的运行模式正从传统“源随荷动”转向主网、配网、微网三级协同、源网荷储多元互动；储能设施提供硬件调节能力，电力市场与碳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挖掘需求侧潜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贯穿全链条，共同推动电力系统向清洁化、智能化、市场化方向演进。

（三）全球协同的制度基础与目标框架

全球能源协同并非自发形成，需要制度框架作为支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确立的《阿联酋共识》提出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三倍化等目标，为全球新能源发展提供了基准。中国“十五五”规划提出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明确到2035年实现风电、光伏、水电、核电、生物质能、地热能等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较2025年翻倍；《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部署了绿色氢氨醇基地建设、光热与风光协同、生物质发电与风光一体化等举措，并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这些目标共同勾勒出“多能互补”从政策理念向量化约束演进的路线图。

三、风光储氢一体化：多能互补的工程化路径

（一）风光：装机主体的地位与波动性难题

风电与光伏是多能互补体系的绝对主力。随着度电成本持续下降，两者已成为经济性最优的规模化清洁电源。然而，风光出力具有显著的时间不匹配与空间不平衡特征：光伏夜间出力归零、风电场间出力波动较大，且优质风光资源多集中于西部“沙戈荒”地区，远离东部负荷中心。解决“有电送不出、有时送不够”的问题，单纯依靠风光自身无法完成，必须引入调节性与传输性资源。

中国的“沙戈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即为这一逻辑的集中体现。以鄂尔多斯为例，库布其“沙戈荒”大基地是国家首批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规划总装机42吉瓦，并以522万千瓦清洁火电和250万千瓦/1000万千瓦时电化学储能集群实现风光火储一体化联合调度，供电可靠性达99.9%以上；鄂尔多斯中北部新能源基地总装机规模1600万千瓦，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送电400亿千瓦时。风光火储的多能组合，使大基地从单一电源升级为具备稳定外送能力的综合能源供给单元。

（二）储能：多能互补的“调节器”

储能是多能互补体系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其作用在于弥合发电出力与用电负荷之间的时间差。从全球看，新型储能已进入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据国家能源局《中国新型储能发展报告（2026）》及行业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球已投运新型储能项目累计装机约2.8亿千瓦，较2024年底增长约67%，当年新增约1.1亿千瓦；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1.36亿千瓦/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约占全球一半，新增装机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

在技术结构上，储能产业正从“以液态锂电池为主”走向多种技术协同发展的“多元竞逐”阶段。电化学储能提供秒级至小时级调节能力，抽水蓄能承担大规模、长周期调峰任务，压缩空气、液流电池、重力储能等长时储能技术则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发挥价值。“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全国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长时储能被确立为刚性发展方向，正是为风光高比例接入提供跨日夜乃至跨季节平衡的技术准备。

（三）氢能：跨时间、跨空间的长时载体

氢能在多能互补体系中承担独特角色：它既是可储存、可运输的“能量银行”，又是链接电力与工业、交通等难以电气化部门的关键媒介，还是实现大规模绿电消纳的重要出口。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电解水制氢产能约2.15吉瓦投入运行，另有16吉瓦在建、3.5吉瓦达到最终投资决策阶段；中国在其中占据重要份额，拥有全球约一半的承诺绿氢产能。

经济性是绿氢大规模应用的核心变量。行业测算显示，2025年陆上风电与光伏制氢成本已较为接近煤制氢加碳捕集的成本，并有进一步下探趋势，至2030年前后绿氢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煤制氢加碳捕集成本线以下，届时将正式迎来绿氢的平价时代。在储运环节，氢气长管拖车运输成本约为每公斤每百公里10元，而管道运输可降至2元、降幅达80%，管网的布局将显著扩大绿氢的市场半径。中国的内蒙古等地已率先推进绿氢规模化：2025年内蒙古绿氢产量突破1万吨、为2024年的4倍，鄂尔多斯等地则依托“风光氢储车”全链条推进绿氢氨醇一体化基地建设，将绿氢作为连接新能源与高耗能产业、实现深度脱碳的枢纽。

（四）一体化项目形态与协同机制

从工程形态看，风光储氢一体化正从示范走向规模化。一是“风光储”联合调度模式，以储能平抑出力波动；二是“风光火储”大基地模式，以清洁火电作为调节兜底、储能作为快速响应，实现多能联合外送；三是“风光氢氨醇”一体化模式，将富余绿电用于电解制氢、再合成为氨或甲醇等载体，解决绿氢储运难题并耦合化工产业链；四是“源网荷储”工业园区模式，通过“风储协同”智慧能源系统和绿电直供，实现园区内接近百分之百的绿电消纳。这些形态的本质，都是围绕“时空互补”这一核心，把不同能源品种、不同调节资源与不同负荷需求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重新组合，从而突破单一品种的出力瓶颈。

四、传统能源清洁转型与新能源新材料耦合发展

（一）传统能源的“压舱石”与清洁化

强调多能互补，并不意味着对传统能源的简单否定。在新能源尚无法完全满足稳定供给的过渡期内，煤炭、石油、天然气仍承担着保障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作用。中国化石能源总消费占比仍高于70%，能源消费结构尚未发生实质性转变，这一现实决定了传统能源清洁转型与新能源发展必须并行不悖。

传统能源的清洁化转型呈现两条主线。其一是装备与工艺的智能化升级，以数字技术提升开采与利用效率、降低能耗与排放。例如鄂尔多斯累计建成智能煤矿164座，300吨级矿用卡车完成无人驾驶改造，实现“采、运、排”全过程无人化运行。其二是煤化工的高端化、材料化跃升，将煤炭从燃料属性向原料属性延伸，煤基新材料成为传统能源与新材料耦合的关键接口。大会将煤基新材料列为重点展示领域，正是基于这一产业逻辑。

（二）新能源与新材料的“材料边界”

新能源与新材料之间存在深刻的耦合关系。大会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提出“新能源的边界，本质上是材料的边界”，这一判断切中要害：能源装备的性能上限，最终取决于材料所能承受的温度、腐蚀强度和循环寿命。光伏电池的效率取决于半导体材料与钝化工艺，动力电池的续航取决于正负极与电解液材料，氢燃料电池的寿命取决于膜电极与催化剂材料，风电装备的可靠性取决于高强度复合材料与耐蚀涂层。

材料研发的周期特征使其成为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与软件快速迭代不同，关键材料从基础研究到工业化应用往往需要十几年周期，中试环节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最需要耐心资本和长期主义。当前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创新范式已从单点突破转向多技术交叉融合，必须打通学科壁垒、产学研壁垒与上下游壁垒。例如，鄂尔多斯实验室孵化的硅源新能一期2000吨/年硅碳负极材料项目，采用流化床包裹技术生产第三代新型CVD硅碳负极材料，攻克了电池膨胀这一行业痛点，应用该材料可使原本续航300公里的新能源车型续航提升至450公里以上、提升约五成。这一案例表明，材料的突破可以直接转化为能源装备与终端产品竞争力的跃升。

（三）耦合发展的产业示范

新能源与新材料的耦合已在产业园区层面形成可观规模。以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为例，园区以绿电直供与节能技改双轮驱动，配套40.8万千瓦风光储项目、年发绿电量达9亿度，企业绿电使用率接近70%；园区集聚了远景动力、隆基绿能等头部企业，形成10.5吉瓦时储能电池、50吉瓦单晶硅棒及切片、30吉瓦光伏电池、5吉瓦光伏组件、1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8万吨负极材料的产能。2025年园区新能源产业完成产值236.9亿元、同比增长18%，在2024年首次突破200亿元基础上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区域工业经济中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这显示“新能源+新材料”的耦合，不是概念的叠加，而是能带来真实产值与就业的增长模式。

五、跨国家、跨产业链的全球协同新生态

（一）电力跨境互联与绿电贸易

跨国家的能源协同，首先体现为电网的互联互通与电力的跨境流动。中国在跨国输电领域已积累深厚基础：截至目前，中国已与东盟建成16条110千伏及以上跨国互联输电线路，与俄罗斯、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朝鲜建成10条跨国输电线路；此前中国年出口电力约230亿千瓦时、进口约29亿千瓦时。

2026年的重大进展进一步提速了区域能源一体化。2026年4月，中国与老挝建设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跨境电网工程——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将两国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提升至150万千瓦，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万吨，输电规模提升30倍。同期，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出口电力2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9%，中方对越南送电容量提升至600兆瓦。在更远的尺度上，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南非德阿风电项目等“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展示了特高压技术、装备与运营管理全面“走出去”的可行性，使跨国、跨洲的电力互联成为现实。

跨境电网的背后，是绿电作为一种可贸易商品的全球价值重估。绿电贸易、绿色电力证书与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兴起，正在为清洁电力赋予超越单纯电量的制度价值，使“哪里风光资源富集、绿电成本更低”成为全球产业布局的新变量。这也要求各国在电网标准、计量认证、结算机制等方面实现互认互通，否则跨国的绿色协同便无从落地。

（二）标准、机制与能源治理

全球能源协同的深化，离不开规则与标准的共建。新型能源体系不能关起门来建设，必须在开放合作中赢得主动：一方面，深化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发挥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为伙伴国家提供优质能源产品与服务；另一方面，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提升标准话语权，推动能源标准的国际互认。

标准共建的价值在零碳园区建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作为全球首个真正落地的零碳产业园，从“把标准立起来”破题，参与编制国家标准《零碳产业园区建设导则》，并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出台10项地方标准，填补了区域零碳园区标准体系的空白。这种“实践先行、标准引领、全球推广”的路径，为跨国复制零碳园区、统一绿色认证提供了可能，是多能互补生态走向全球的制度基础。

（三）从“能源基地”到“能源高地”

对中国西部而言，全球协同意味着身份的重塑。过去，内蒙古等地区扮演的是向东部输送能源的“能源基地”角色；在多能互补与全球协同框架下，其正加速向“能源高地”跨越。2025年，内蒙古新能源总装机达到1.7亿千瓦以上，其中风电装机在全国率先突破1亿千瓦，新能源发电量2700亿度、连续十年以上位居全国第一，全年外送绿电900亿度、同比增长40%以上；全区累计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规模超过1700万千瓦，绿氢产量突破1万吨、是2024年的4倍。“风光火储氢多能互补”能源格局的基本成型，使内蒙古具备了以更低成本绿电、更完整产业链、更成熟零碳实践参与全球绿色竞争的能力，成为全球新能源新材料大会持续落地的产业腹地。

六、中国实践样本：鄂尔多斯“零碳绿谷”的转型逻辑

（一）资源型城市的存量优化

鄂尔多斯的转型，回答了一个全球性的难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的城市，如何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实现绿色转型。其做法可概括为“一手筑牢传统能源保供压舱石，一手培育新能源新增长极”。供给端，鄂尔多斯煤炭产销量、天然气产量及外送量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承担国家电煤保供任务4.2亿吨、覆盖28个省区市；同时四个千万千瓦级“沙戈荒”大基地落地启动，新能源并网规模较此前增长九倍。产业端，现代煤化工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风光氢储车全链条加速发展。经济端，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千亿级跨越，人均GDP稳居全国首位。

这种“存量优化+增量崛起”的辩证路径，避免了转型中的“断崖式”阵痛：传统能源的稳定收益为新能源投资提供了资金与产业链支撑，新能源的成长又反过来为传统能源的清洁化提供市场与场景。两者在多能互补的框架下形成正循环，而非零和博弈。

（二）零碳产业园的标准引领

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的多能互补意义，不仅在于其产能规模，更在于其制度创新。作为全球首个真正落地的零碳产业园，它以“绿电直供+节能技改”双轮驱动，通过“源网荷储”协同调控实现园区内接近百分之百的绿电消纳，并参与编制国家标准、联合出台地方标准，建立起可量化、可核验的零碳认证体系。这一“标准引领”的路径，使零碳园区从个案走向可复制的一般方法，为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奠定了基础。

（三）“沙戈荒”大基地的规模化示范

“沙戈荒”大基地把多能互补从“示范项目”提升为“规模级工程”。库布其“沙戈荒”大基地规划总装机42吉瓦，以清洁火电与大规模电化学储能集群实现风光火储一体化联合调度；达拉特旗新能源并网装机已突破7吉瓦；鄂尔多斯在库布其沙漠带打造的“光伏长城”“绿电长城”，建成并网新能源装机超1000万千瓦、总装机超2300万千瓦。这些工程同时探索了能源开发与生态治理、产业发展与区域振兴统筹的新模式，为全国同类资源型地区提供了具有示范价值的转型样板。

七、多能互补面临的瓶颈与挑战

（一）电网与系统灵活性

电网基础设施薄弱与系统灵活性不足，是多能互补面临的首要工程瓶颈。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指出，尽管全球可再生能源持续创造新纪录，但落实《阿联酋共识》2030年目标仍面临电网建设滞后、调节能力不足等挑战。高比例风光接入后，如何保证电力系统在极端天气与负荷波动下的安全稳定，如何解决跨区送电的通道瓶颈，如何实现主网、配网、微网的协同，都是尚未完全破解的难题。

（二）成本、材料与核心技术

多能互补的深化受制于成本与核心技术。尽管风光度电成本持续下降、绿氢成本趋近平价，但长时储能、氢能储运、高效电解催化等环节的成本仍然偏高，距离大规模商业应用尚有距离。在材料层面，部分核心装备、工艺和材料仍受制约，关键材料从研发到工业化的长周期、高投入特性，使其面临“技术可行而经济性不足”的尴尬。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协同机制尚不健全，风电、光电、氢能的稳定性与储能技术仍存在难题。

（三）市场机制与协同体制

多能互补的落地，取决于价格信号能否正确引导资源配置。当前，电力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碳市场之间的衔接仍不充分，储能、氢能等调节性资源的价值在现行价格机制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绿电的环境溢价缺乏稳定预期。不同能源品种分属不同行业与监管口径，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调度与利益分配机制尚待完善。体制层面的“条块分割”，会在相当程度上制约工程层面的“多能融合”。

（四）全球协同的不确定性

跨国家、跨产业链的协同，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缘政治与贸易政策的影响。能源问题政治化、供应链碎片化、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标准之争，都可能阻碍绿电贸易与清洁能源装备的国际流通。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正处于重构之中，谁能主导标准与规则，谁就将在全球能源新生态中占据主动，这也增加了协同共建的不确定性。

八、对策与建议

基于上述研判，本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统筹规划，把多能互补上升为系统级顶层设计。应在“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框架下，统筹风光储氢各品种、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各环节、传统与新能源各板块，编制多能互补专项实施方案，明确各类资源的定位、比例与调度规则，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

第二，多措并举，破解电网灵活性与储能瓶颈。加快抽水蓄能与长时储能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虚拟电厂与需求侧响应；加强跨区输电通道与电网智能化建设，提升系统对高比例新能源的承载能力。

第三，坚持长期主义，强化新能源新材料耦合攻关。针对硅碳负极、固态电池、高效电解催化、氢能储运、长时储能材料等关键环节，布局长期科研投入与中试平台，引导耐心资本参与；打通产学研壁垒，加快成果转化，把“材料的边界”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边界。

第四，完善市场机制，让调节资源“值钱”。推进电力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绿证与碳市场协同，健全储能、氢能、需求侧资源参与市场交易的价格机制，建立绿电环境溢价的稳定预期，以价格信号引导多能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五，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全球协同新生态。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纽带，推进跨境电网互联、绿电贸易与标准互认；推动零碳园区、绿色认证等中国方案“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升标准话语权，在开放中赢得能源转型的主动权。

第六，健全统计与评估，确保转型可核验。建立多能互补的量化指标体系与数据口径，对各类能源的利用效率、消纳水平、碳减排贡献进行可复算的监测评估，为政策迭代与产业决策提供透明依据。

九、结语与展望

多能互补全球生态协同共建，是对“单一能源品种发展瓶颈”的直接回应，也是能源转型进入深水区后的必然选择。它要求我们超越单一品种的视角，以系统思维统筹能源、材料、装备与市场；超越单一国家的边界，以开放姿态联通电网、标准与产业链；超越短期成本的考量，以长期主义培育材料与核心技术的突破。

鄂尔多斯的实践表明，资源型地区的绿色转型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体制改革为动力，实现存量优化与增量崛起的辩证统一。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凝聚的共识，以及《鄂尔多斯共识》、重大创新成果的发布，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注入了新的思想动力与合作动能。

展望未来，随着风光成本的持续下降、长时储能与绿氢平价进程的推进、跨境电网与绿色标准的成熟，多能互补将从工程示范走向系统普惠，从区域实践走向全球协同。能源新时代呼唤世界新生态，唯有坚持多元协同、多能互补、共建共享，方能以开放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支撑人类共同的绿色低碳未来。

数据来源

本报告所引用的主要数据与事实，来自以下公开渠道，数据口径与统计区间以原始来源为准：

1. 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官方信息及新华网、中国日报网、央广网、中国能源新闻网等公开报道（2026年10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及答记者问（2026年6月）；

3. 国务院《“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2026年7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答记者问（2026年7月）；

5.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2026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数据统计》（2026年4月）；

6. 国家能源局《中国新型储能发展报告（2026）》及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2026年）；

7.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相关数据（2026年6月）；

8. 中国能源研究会、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CNESA）储能行业统计数据（2026年）；

9. 世界银行电解槽技术经济特征报告、标普全球清洁氢产能预测及行业公开测算（2025—2026年）；

10. 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国一带一路网等关于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跨境电力互联及“电力丝路”的报道（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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